文白搶話語權 20世紀暗鬥變明爭

文白之爭向來是話語和權力的博奕!廣東中山大學中文系研究《學衡》與《新青年》在上世紀20年代的對立,便指出「文學問題上的據理力爭,不單單是一場偶然的文白交鋒,在『語文』範疇的口誅筆伐其實隱含著對『文學』命名權的爭奪。」

上世紀亦出現過幾波文白之爭,並影響著語文教育的方向,廣東中大中文系的研究報告便指出,自古以來其實民間俗文白話與官方的典雅文言一直有著「暗鬥」,但基本上是相安無事;直到進入20世紀,文言和白話才由暗鬥發展為「明爭」。報告中對此說明:「話語是文化權力的象徵,因此雙方一對峙就呈現出短兵相接的肉搏局面。」

然而當年在博奕中還可見到,被魯迅視為「調和派」的朱光潛,與今時今日的二元對立,又不可同日而語。知名美學家朱光潛雖坦言自己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但在1926年為周作人散文集《雨天的書》所作的評論中,仍指出胡適、周作人等的白話文之所以高出時輩,乃是得力於古文修養。

朱光潛尤其從周作人〈喝茶〉等頗彰顯古文修養的段落指出,「這種清淡的文章比較裝模做樣佶屈聱牙的歐化文容易引起興味些」。他因此主張,想改良國語,還要從研究文言文入手,「想做好白話文,讀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周作人也曾表示當代需要的國語,「應以白話為基本,加入古文、方言及外來語,組織適宜,具有論理之精密與藝術之美。」

摒棄話語權之爭,欲將國文教育落實於中學的葉聖陶、朱自清,兩人雖是白話文的擁護者,但也強調能夠影響後世的思想或學說,一種是屬於時代的,一種是屬於超時代的,而文言超時代的成分,正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基石。

旺報記者 李怡芸/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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