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擔心金德伯格陷阱嗎?

最近哈佛大學的奈伊教授(Josephe Nye)拋出一個問題。他認為很多國際關係學者在討論21世紀國際秩序時,都擔心中美關係是否會掉入「修斯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其實我們更應該要問世界經濟是否會掉入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前者是取材於崛起中的雅典與既有強權斯巴達之間最終難免一戰的歷史教訓。他目睹川普政府急於拋棄國際公共財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開始擔心中國是否有能力與意願填補這個真空,否則世界經濟將出現公共財供給短缺的危機。

根據金德伯格對30年代經濟大恐慌起源的分析,這些公共財包括和平秩序、產權保障、開放貿易體系、自由航行、穩定的匯率或通用交易貨幣、度量衡與各種交易規則的標準化,以及在經濟出現巨大周期波動時,適時為世界經濟注入購買力以拉抬需求,在金融市場出現恐慌時及時注入流動性,積極扮演全球信用體系的最終擔保人角色。只有唯一超級大國才有能力與意願提供這些公共財。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出現,就是因為當時出現國際領導權青黃不接,美國沒有意願承接英國衰落留下的領導真空。

不過,奈伊可能高估當前美國在維持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作用,也低估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的能力與意願。就經濟影響力而言,從2013年開始中國躍升為最大商品貿易國,美國失去60多年的龍頭地位;以購買力等值計算,從2015年開始,七大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印尼與土耳其)的經濟規模已經追趕上G7。從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7成,他們已經是全球化的支柱與新動力來源。

近年來中國也開始全方位提供補充性或替代性公共財。例如:因應金融危機的換匯機制,跨境支付系統、跨境電子商務平台、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衛星定位系統、遠洋護航、和平維持部隊、開發援助、基礎建設融資,以及推動大型跨國基礎設施,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線國家的效益將可直追二戰後的馬歇爾計畫,而其規模更大。從去年杭州峰會開始,中國已經在G20架構下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改革。九月份李克強在北京與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六大國際經濟組織負責人舉行第1次「1+6」圓桌對話會,協商如何促進建構開放、包容、活力的世界經濟,更讓全球矚目。

其實,川普很快會發現美國沒有退出全球化的選項。如果華盛頓開始全面拆解全球化架構,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必然動搖,華爾街的核心地位也會不保,這無異經濟自殺。美國在眾多生產領域已經沒有自給自足的可能,底特律汽車工業很難擺脫墨西哥零組件供應鏈,通用汽車的最大獲利來源是上海通用,別克汽車80%的銷路在大陸市場。

奈伊所描繪的美國盛世下的太平(Pax Americana),是對複雜歷史的選擇性詮釋,因為他對美國霸權的兩面性避而不談。在美國霸權之下,除了她最親密盟友可以分享特權外,絕大多數國家都是順從者。他們受惠於和平與經濟發展機會,但也只能接受美國霸權體系下公共財長期供給不足或品質欠佳,承受美國不時將公共財成本任意轉嫁,以及忍受強加於人的公共之惡(public bads)等。

多年來世界銀行的增資提議都遭遇美國否決,讓其角色不斷萎縮,無法滿足開發中國家長期融資的需要,這就是公共財供給不足。但美國卻阻撓亞洲基礎投資銀行的創設。美國的中東政策與推翻政權的做法是回教世界激進化與政治動亂的根源,讓西歐飽受恐怖主義與難民問題之苦。美國強迫亞洲各國打開資本市場與解除金融管制,導致熱錢興風作浪,華爾街有毒金融產品氾濫。這些都是公共之惡。

IMF提供的緊急紓困方案極為嚴苛,常導致窒息性經濟萎縮。在70年代初尼克森震撼之後,美國已無法提供穩定的貨幣秩序,並長期濫用國際鑄幣特權,但又阻擋將IMF的特別提款權(SDR)機制升級為超主權貨幣的提議,並施壓中東國要求石油交易使用美元,也不斷防範歐元挑戰美元。這就是美國所提供的劣質公共財。

過去其他國家無從選擇,因為美國只提供她意識形態認可的公共財,長期阻撓公共財提供替代機制的出現,對新興領域創設治理規範(例如抗全球暖化)經常消極以對,更極力防範新興大國取代她的龍頭地位。

所以,固然美國霸權衰退會導致國際經濟秩序震盪,但美國逐步退位,也可能為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提供歷史良機。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合聘教授)

朱雲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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