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旭談疫情:從人文關懷看新冠病毒

曾昭旭談疫情:從人文關懷看新冠病毒
曾昭旭談疫情:從人文關懷看新冠病毒
曾昭旭談疫情:從人文關懷看新冠病毒

二〇二〇年初,適逢新春佳節,不同往年張燈結彩、喜樂升平,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在中國大陸的湖北武漢掀動滿城風雨,牽連全球疫情持續延燒,人心不安、亂象叢生的現況,衝擊現有文明社會長期深耕、苦心經營的人文秩序,以及身在其中的人們,早就對此習以爲常的精神世界。

一葉觀生 借鏡自文人視角

今次,本報特別邀請台灣哲學學者曾昭旭先生,談談我們如何立足於人文精神的角度,看待這次武漢肺炎的疫情。

曾昭旭別號繼光,筆名明曦;現爲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榮譽教授,曾任教於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和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亦是《教與學》雜誌編輯和《鵝湖月刊》主編兼創刊人。研究興趣猶喜聚焦心性學、愛情學、兩性關係等主題;學術流派發源自唐君毅的宋明理學,而後延申、承襲至王船山的新儒家。

位於大安區靜謐低調的巷弄,三樓的屋子佔地不大,結構宛如蘇州園林式的迴廊,地面以平滑、深色的觀音石取材,鋪成質地好似一樓才有的青石板路;天花板的樣貌模擬方正的天井,頂燈的色溫也刻意調成與室外自然天光最爲接近的狀態;室内的陳設錯落著各色字畫古玩,和幾處樸素雅致的花卉盆景——這就是曾昭旭的住所。

廳内的壁上懸著一紙橫幅書曰“觀生堂”,下方赫然掛著一副“厭讀群書尋野徑,閑收落葉煮山茶”的對聯。曾昭旭說,“觀生堂”化用自王船山住所“觀生居”,在學問思想上有一脈相承的意涵;“厭讀群書尋野徑,閑收落葉煮山茶。”語出宋代寇準詩作《秋晚閑書》,訴諸縱然飽讀詩書也不應一味拘泥於象牙塔中圈地自限,反當適時地跳脫於經人文、人工或文墨雕飾的學術條框,解縛自我、親近自然,放歸於原生之間的爲學境界。這一紙橫幅、一聯詩,也點出了他一生訴求的學術精神。

因心而異 病痛在身省於思

談到疫情,曾昭旭說,瘟疫本身是一件偶然和外在的狀況,它可能是自然演化的,例如流感;也可能是人爲造成的,比如野味,而不論病毒的源頭究竟爲何,都已經無可避免地衝擊了我們建構的人文世界,尤其是,它正搖撼著身在人文體系當中近乎所有的人心。

“我們可以不妨藉此事實的病毒,延伸到所謂人心的病毒。”他說,當外在的病毒作用於人的時候,必然同時關聯於身體和心靈,這樣的概念就是“身心症”。曾昭旭提到,有很多病因實需追溯心靈,諸如緊張、壓力、恐懼和憂鬱,日積月累亦會在我們的生理上誘發一些病症。身心症與我們的免疫力息息相關,好比癌症治療的癒後在較大程度上取決於患者本身的心境一樣。

一體兩面 人文世界的迷思

“所有的人文,從法律到制度的運作,都是盡可能讓它們是有效而可預期的,就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當然是我們建設人文世界一個重要的功能——讓人免於恐懼。但久而久之,我們會變得過度依賴這個人文系統;在一個越安全、越上軌道、有制度的社會環境裏,萬一哪天發生意外的災難,對於人心的打擊反而更加重大。”曾昭旭指出,人們建構人文體系的目的旨在免於恐懼,我們借重完備有效的制度來預期各種可能發生的意外——推動和保持這些秩序的運作主要就是爲了達到防備和應對災難的功能。

然而,長期處在這樣一個安全安定、秩序井然的社會環境當中,種種體制所無法預料或避免的災難,反而也因此成爲人心的不可承受之重——一場“口罩之亂”一度肇始部分民生物資的搶購狂潮、各路謠言輕而易舉地在網路社群掀起漫天風波。反觀世界上許多國家至今依然流離於疾病、戰火和饑荒,人們輾轉在死亡隨時可能降臨的險境和憂患中存活,這樣的生命有時反而展現出一種非比尋常的頑强和堅忍。一刃兩面,曾昭旭表示,人文世界的建構與解構,落入了一種陷於迷思的吊詭境地。

内外兼工 心病還需心藥醫

“由内到外,從身體心靈都包含在内。所以外功是就身體和技術層面來説,内功是就心靈層面來説、相對就是注重心性層面的修養。”曾昭旭說,外功主要代表防疫層面的各種知識,包括量體溫、戴口罩、勤洗手、消毒殺菌、少去人潮密集場所這樣的生活常識,以及針對不同的情況與場合應當如何處理及應對的措施。而内功的部分主要在於超脫恐懼,同時也涵括重拾愛與關懷的人文價值。

我們之所以爲自己建立了一個大家都能賴以生存的人文體系,為的就是更好地照顧體制當中的每一個人。而長此以往,對“生於安樂”的一種强烈依靠,有時也會帶來一種負面效應,依賴成習慣,也許會削弱了我們的心靈對於變故和挫折的承受能力,有些人可能因此變得脆弱,也可能因此忘記了自己原本應該肩負的責任。此外,亦有另一劍走偏鋒的情況,那就是我們的社會隨之衍生的猜忌、排斥,甚至是仇恨、對立的情緒,諸如人們對於隱性傳播者以及特定人群接觸者的疑慮和霸凌、對於確診感染者及其周圍群體的歧視和恐慌——這樣的極端狀態可能促使人和人之間互相傷害,也可能撕裂我們現有社會的穩定,造成人文精神的失序和崩壞。

曾昭旭指出,化解上述負面效應、增進心靈免疫能力,最重要的方法在於超脫恐懼以及重拾愛與關懷。疫情造就恐懼的根源其實在於面對死亡的恐懼,而死亡又是每一個人不得不直面的人生課題,一味耽溺於“怕死”的恐懼終究是場徒勞,畢竟世事無常,非人力可控;因此,超脫於對死亡的恐懼、戰勝心靈的夢魘以及人性的弱點,至關重要。曾昭旭說,關鍵就是活在當下。把專注於恐懼的眼界和心靈從對死亡未知的憂懼中跳脫開來,聚焦在如何認真、充實過好我們當下的每一天。而這一點,與“厭讀群書尋野徑”的爲學精神,也是異曲同工的。

至於重拾關懷、啓動愛心,曾昭旭說,這點主要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上。時時提醒自己,自愛而愛人,隨之帶來的喜悅和滿足,於自我價值的意義同樣是豐富且重大的。因爲,有限的肉體終究難免一死,但精神卻能亙古長存,關鍵在於我們選擇留下什麽樣的精神——而“愛”正是衆多精神意志的一種。心中有愛,刹那之間便能活出永恆,當我們所在的、我們活過的、我們迎接的每一個刹那都可以是永恆,死亡,也就不足爲懼,而這,也是我們期許能夠治癒心靈、復甦人心的良藥。

(快點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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