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新冠病毒肆虐的最終受害者是貧窮人口

新冠病毒肆虐的最終受害者:貧窮人口

紐約時報報導指出,在病毒肆虐的社會中,新冠病毒正在帶來加深不平等的後果,將許多負擔推到在如今兩極分化的經濟和勞動力市場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人身上。研究表明,那些處於較低經濟階層的人更有可能感染這種疾病。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蔓延,它似乎正在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另一個最嚴峻問題–經濟不平等–形成一種毀滅性的回饋圈。

他們也更有可能死於這種疾病。而且,即使對那些保住了健康的底層人來說,他們也更有可能因為隔離和其他措施而遭受收入損失或失去醫療保障,這種影響可能是大範圍的。

與此同時,不平等本身可能會對新冠病毒的傳播和致命性產生倍數效應。對流感的研究發現,疾病流行時,貧困和不平等可能會加劇疾病的傳播速度和死亡率,影響到每個人。

專家警告,這種相互強化的迴圈可能會增加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同時讓社會經濟的鴻溝進一步擴大,人們認為這種鴻溝是右翼民粹主義、種族仇恨,以及絕望導致酗酒、自殺或吸毒過量造成的死亡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

“這些事情有很大的相互關聯,”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公共衛生專家尼科爾•埃裏特(Nicole Errett)說,她是一個研究極端事件發生時社會韌性的中心的聯合主任。”一場災難過後,原有的社會脆弱性只會變得更糟,這次疫情就是一個完美例子。”

她補充說,由於每個被迫接受更高暴露風險的低收入家庭都存在感染他人的可能,儘管窮人對不平等的後果有最明顯的感受,但這些後果”將更廣泛的社會置於危險之中”。

人們認為兩個主要的危險因素讓新冠病毒感染者有更高的死亡率:年紀大以及存在基礎病。但大量研究指出,還存在第三個因素:社會經濟地位低下。

研究發現,即使對那些生活水準遠高於貧困線的人來說,相對於社會其他階層,低收入與糖尿病或心臟病等慢性病的更高發病率有關。

情況並不總是這樣。隨著不平等的加劇,健康差距也在拉大。預防保健和健康教育一直在逐漸向高學歷和富裕階層傾斜。

結果是,社會底層的人患慢性疾病的可能性比平均風險高出10%。

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最近的資料,患有慢性疾病能讓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比平均值高出10倍。將這兩個資料加起來考慮,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來說,新冠病毒肺炎的致死率可能是平均病死率的兩倍。

與此同時,研究發現,收入較低的人患慢性疾病的時間往往比一般人提早5至15年。換句話說,衛生組織已表示,70歲以上的人死於新冠肺炎的風險要大得多。但慢性病的流行病學研究表明,對於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來說,這個門檻可能低至55歲。

這些數字只反映了不平等能讓新冠病毒更致命的一小部分原因。

在中國,許多工人非正式就業,所以,如果他們不上班就不能指望得到社會服務,尤其是那些需要經常與其他人接觸的服務行業從業者。結果是,那些最負擔不起醫療費用的人往往面臨著最大的傳播風險。

法國和西班牙等國這個週末宣佈的政府強制停業,確實為工人提供了一些保障。但小企業可能在必須提供的帶薪休假福利之後很難繼續支付員工工資,尤其是那些無法在家工作的零售或其他行業。

日本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的不平等程度最低。在那裏,從事計程車司機等工作的人所享有的安全保障,高到其他國家幾乎不可想像的程度。

相比之下,義大利的計程車司機在疫情暴發期間仍在四處找活兒。網約車的興起壓低了他們的時薪,已經讓計程車司機的生活陷入困境。

“我有房貸要還,有帳單要付,還得買吃的東西,”家住羅馬的計程車司機安德列亞•阿爾坎傑利(Andrea Arcangeli)說,他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我不能呆在家裏。”

他說,他工作了一天只掙了18歐元(約合140元人民幣)。

日本大阪的日本城計程車株式會社(Nihonjo Taxi Company)的計程車司機每月有不高的基本收入保障,社長阪本篤紀(Atsunori Sakamoto)說,他正在出售資產,之後才會考慮解雇司機。

儘管如此,即使在日本,這些較低收入的就業階層受到的衝擊仍比白領階層的要大。阪本篤紀說,辦公室職員可以遠端辦公,而且幾乎不用擔心失去工作,但如果幾個月後計程車生意仍無起色的話,他可能不得不解雇司機。

社會不平等程度偏高時,生活成本往往會上升,迫使更多的低收入家庭成為月光族。與此同時,工會的衰落和兼職工作的興起意味著,低收入工人得到的保障更少。

結果是,新冠病毒這樣的危機會加深貧富之間的差距。

米蘭郊區的女服務員拉拉•富爾奇尼蒂(Lara Fulciniti)在疫情暴發前只能勉強支付房貸和車貸。隨著工作小時數的減少,她已經無力償還這些貸款。

“我毫不羞愧地說,我這個月沒有還貸,”她說。”我必須要在還貸和買菜之間做出選擇。”

她有甚至比感染新冠病毒更大的擔心,那就是兒子的學校會在她找到工作之前複課,那會讓她需要支付的汽油和學校午餐費超過她所能承擔的開銷。

在任何國家,獲得醫療機會的不均等都讓生病對窮人來說是更大的負擔。在美國,收入在前25%的人當中有90%的人可休帶薪病假,而收入在後25%的人中只有47%的人可休帶薪病假。

蓋洛普(Gallup)的一項調查發現,去年有26%的美國人因為負擔不起醫療費用而推遲了治療。在另一項調查中,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說,他們的家人中有人因為支付不起費用而沒有做醫生建議的檢查,六分之一的受訪者說,他們的家人中有人選擇不買醫生開的處方藥。

衛生專家擔心,醫藥費用的問題會加速疫情的暴發,尤其是在關於新冠病毒檢測或治療的費用高達數千美元的報導四處流傳的時候。

這會影響到每個人。美國的一項研究發現,有法定帶薪病假政策的州,可讓流感疫情的傳播減少40%。美國的大多數州沒有這種政策,結果可能會是更多的感染。

勞動力不平等和工作場所保護不力也許加劇了諾如病毒的傳播,這是一種具有高度傳染性的腸胃疾病。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研究發現,25%的食品服務行業工人在有嘔吐或腹瀉症狀時仍去上班,因為他們擔心如果呆在家裏會失去工作,這讓餐館成為諾如病毒暴發的載體。

根據美國婦女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的一項研究,生病後不敢休假可能嚴重延長了H1N1型流感在美國的流行,2009年至2010年流行的H1N1導致12469名美國人死亡。

研究發現,儘管公共衛生官員曾敦促人們保持距離(這也是預防新冠病毒的一個基本做法),但由於有些人支付不起醫療費用以及兼職工作者的經濟狀況,30%有H1N1症狀的人繼續工作。研究人員得出的結論是,所有患者中高達27%的病例是帶病工作造成的。

一場公共衛生危機給整個社會階層帶來衝擊時,危機可能會引發一種經濟地位下降導致慢性病發病率上升的迴圈。反過來,這會進一步降低生產率,增加醫療成本,導致更多的貧困,從而導致更多的疾病。

英國生物科學期刊《皇家學會學報B輯》(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01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整個社會階層可能陷入一個”疾病導致的貧困陷阱”,在這個陷阱中,”健康對貧困的因果關係以及貧困對健康的因果關係暗示著一個正回饋系統”。

依賴小時工作掙錢的家庭手中已經沒有了現金,迫使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得不出去找工作。由於社區往往是在經濟地位的基礎上形成的,埃裏特說,那些感染風險最大、受病毒影響最嚴重的人住的地方很近,這大大增加了感染風險。

因為疾病並不會尊重將貧富社區分開的屏障,所以健康不平等是所有人的問題。印度德里是世界上經濟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城市之一,來自那裏的一項研究發現,德里的貧民窟是流感在全城暴發的催化劑。

紐約家長上周在學校外面接孩子放學。市政府官員說,學校停課可能會導致數萬名無家可歸的學生沒有熱飯吃。 “公共衛生不只是關乎你的個人健康,也事關整個公眾的健康,”埃裏特說。”如果有一個人得不到治療的話,這個人會給所有人帶來危險。”

中時 孫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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